大陆词语在台湾:从“进入”到“融入”  ——如何看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的趋同现象  刁晏斌

大陆词语在台湾:从“进入”到“融入”

——如何看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的趋同现象

刁晏斌

海峡两岸的语言文字,既有一些差异,也有融合。在两岸开始交流之初,甚至在此后一段不短的时间里,所谓融合,主要表现为一种单向性的趋同,即大陆向台湾靠拢,具体表现就是从台湾引进了大量的新词、新语、新用法,以及一些表达方式等。随着大陆经济的持续强劲发展、国际地位的不断提高、两岸交流的持续升温,以及网络交际的快速与便捷等,这一情况已经有了很大改观。


1.从“登陆”到“复现”

我们曾以词汇为例,就此进行过调查(见《台湾“国语”词汇与大陆普通话趋同现象调查》,《中国语文》2015年第3期)。比如利用《两岸常用词典》(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年),从前往后依次选取加星号(表明为大陆特有)的50个词语,在台湾媒体上进行检索,结果显示共有18个有用例,占总数的36%;而同一词典前50个加三角号(表明为台湾特有)的词语,在大陆则共有17个有用例,占总数的34%。仅就这一结果来说,目前两岸的词汇交流基本已经实现了双向对等。


时下,如果我们随意浏览台湾媒体,会不时看到许多大陆首创的词语,并且很多还有不低的使用频率。2016年4月9日,我们在台湾比较大的媒体网站“联合知识库”中以下列大陆词语为关键词进行检索,所得使用数量如下:


阿里13674,互联网+3469,山寨2843,一带一路1732,全国人大1637,一国两制1266,亚投行969,中国梦524,十三五规划289,大众创业、万众创新146。


以下一组是学界公认的两岸差异对应词语的使用数量(前大陆后台湾),其中的大陆词语在台湾也有一定的使用频率:


方便面776—速食面601,熊猫2512—猫熊2868,计划生育139—家庭计划178,导弹1048—飞弹5347,幼儿园4118—幼稚园12670,出租车488—计程车14247,光盘340—光碟9015,集装箱417—货柜9765,打印机98—印表机3124,数字技术8—数位技术222。


其中有的数量对比还属悬殊,但大陆词语毕竟已经在台湾“登陆”,并且也有了一定的复现率。


2.从“引用”到“自用”

看了以下一个例子,我们或许就会对当下大陆语言形式在台湾的使用情况有一个直观的印象了:


叶宇真表示,由中国经济转型带动的牛市同时具备了“天时、地利、人和”三大要件。“天时”为全球增长模式重构中,依赖互联网代表的技术推动,中国不仅具备天然互联网基因,一带一路、亚投行推进中国走出去正由大变强;“地利”是国家政策培育新兴行业、助力制造业升级,多层次资本市场促进融资优化,启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至于“人和”则为中国工程师红利助推产业结构调整,生活质量提升激发多样化需求,人力资本创新、创业机会无限。(《自立晚报》2015.6.10)


如果说以上一例中的大陆词语还只是“引用”的话,以下则是“自用”,与前者相比,显然属于更高级阶段的使用:


追欠税只拍拍苍蝇不打老虎?“议员”指军公教欠税数万元的追缴达标率92.48%,但对欠税百万、上千、上亿元的欠税大户却束手无策,痛批税务局没执行力,增加人手、成本支出多了2000多万元,但成效不成比率。(《联合报》2015.5.9)


他也呼吁“监察院”不要只打苍蝇、打蚊子,不敢打老虎,应该向社会大众公布事实真相。(《自立晚报》2015.9.10)


3.从“数量”到“质量”

“万能动词”“搞”来自西南官话,有一定的俚俗性,建国以后在普通话中获得相当高的使用频率,仅1946年至今的《人民日报》中就有含此词的文本137,235个。一些台湾学者曾经对普通话中“搞”的高频使用颇有微词,实际上台湾“国语”中此词用得也确实不多。但是,现在这一情况已经有所改观,我们同日在上述“联合知识库”进行检索,一共得到含“搞”的资料54,780笔,如果与上一组“方便面”等的使用数量相比,这已经是一个相当不小的数字了。


考察台湾“国语”与大陆普通话的趋同现象,不能只看“数量”,还要看“质量”,前者反映大陆词语是否“进入”台湾,代表着趋同的初级阶段;后者则说明大陆词语是否“融入”台湾“国语”,即是否由初级阶段进入高级阶段。


所谓融入,就是变简单的“引用”为自主性的使用,甚至是“化用”,而时下这在台湾“国语”中也早已不是个别现象了。


上边例子中“打老虎”等在台湾的自用就是如此。再比如前边提到的“搞”,台湾一向之所以少用,主要是使用范围有限,即通常只限于某些比较固定的组合,且多用于贬义,如“搞错、搞不清、搞怪”等,而现在的使用,有不少已经完全摆脱这一限制,例如:


他比较前政府的经济表现,“我们搞经济,比他们在行”。(《联合报》2011.11.23)


4.“引申”和“衍生”

自从邓小平就香港回归中国提出“一国两制”政策以后,“一国两制”就在港澳台地区引起高度关注,特别是港澳先后回归以后,能否把这一模式用于两岸统一成为人们关心和热议的话题,由此进一步拉高了它在台湾的使用频率,并且在使用范围上有新的拓展。最主要的表现有以下两点:


一是引申性使用,即凡是不同地区或人群等在物价、税收、待遇等方面有所差异,均可使用,因为涉及的范围较广,所以此义的使用频率相当高。以下是台湾《自立晚报》中的两个例子:


县府建设局最后强调,多数的县民对水价一国两制的问题深表不公平。(2004.1.7)


其他住在急慢性病房的病人也需要照护服务,却没有被加收生活照护费,“一国岂能有两制”,医院不应该向呼吸照护病房病人收取这笔费用。(2016.2.5)


特别是后一例,采取拆分使用的形式,大致属于前边所说的“化用”,无疑是只有在高级阶段才可能有的变化。


二是作为类推的基础形式,衍生出新词语。以下一例很有代表性:


周柏雅指出,台北市垃圾筒的设置不只是一市两制,甚至是一区两制。同样是大安区,有些路段摆设的很密集,有些路段却完全不设,让人搞不清楚市政府设置人行道垃圾筒到底有无标准?(《自立晚报》2010.9.27)


除了此例中的“一市两制、一区两制”外,我们看到且有一定使用频率的还有“一县两制、一法两制、一路两制、一本两制”,以及“两国两制、一国两区、一国多制”等仿造形式。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海峡两岸的交流势不可挡,两岸的民族共同语也在这一过程中见证、记录和反映了这一交往与交流过程,并且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地缩小差异、化异为同,而这也正是两岸民众向心力的具体体现。


光明日报2016-05-29


文章分类: 文化长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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